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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說夏、商、周三代法制的多元性
發布時間:2020-02-19 15:52 星期三
來源:法制日報——法制網


□ 郝鐵川


長期以來,學術界一直認為夏商周的法制,都像秦漢那樣是“大一統”式的一元法制,許多教材也都是如此敘述的。但在我看來,夏商周的法制不完全是縱向的法律繼受關系,而更多的是橫向平行的多元法制,這種多元法制的局面到了秦漢才告結束。查閱知網等學術網站,沒有發現學者對此有過論述。夏、商、周三代法制的多元性主要表現如下:


一、夏朝、商朝、周朝三朝的法制是多元并行而不同的


《論語·為政》記載,子張問:“十世可知也?”子曰:“殷因于夏禮,所損益可知也;周因于殷禮,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,雖百世,可知也。”這表明夏商周的法制(禮)是不同的。


例如,夏朝王位繼承制度是兄終弟及。禹傳啟是父死子繼,但啟以下是兄弟相及,商代十七世三十王中,其中有九世十四王是兄終弟及,其他父子相傳的十二王,叔侄相傳的四王。可知商代以兄終弟及為主,同時輔以父子相傳。周朝則是嫡長子繼承王位。王國維先生《殷周制度論》指出,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,莫劇于殷、周之際。周人制度之大異于商者,一曰“立子立嫡”之制,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,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,君天子臣諸侯之制;二曰廟數之制;三曰同姓不婚之制。


由于史闕有間,我們無法知道三朝的法律原貌,因而也無法做更多的詳細比較。


二、夏、商、周三朝的中央立法權和司法權是多元的


經過多年來的研究,史學界已大體上達成了一種共識,即:夏商周三朝的政治制度仍保留了不少氏族社會末期軍事民主制遺存。法律是階級關系、經濟關系和歷史文化的反映,既然夏商周三代都保留了大量的軍事民主制殘余,那么其法制就不可能不深深打上軍事民主制的烙印。下面以周朝為例說明之。


第一,立法權具有一定的多元性。軍事民主制時期的立法權具有多元性,即軍事首領、貴族議事會和公民大會分別掌握一定的立法權,并隨著三者力量的變化而呈現不同的結果。在周朝,立法權首先掌握在君主手里,其次是貴族議事會,國人則有一定的立法參與權。周朝的君主擁有立法權,學界無有置疑。除君主之外,貴族議事會亦有一定的立法權。西周春秋的諸侯盟會,是以盟會形式確認周王的盟主地位和加盟方國、諸侯對王室所承擔的義務。這種盟會在我看來就是源于軍事民主制時期的一種貴族議事會形式,許多盟會最后都要簽訂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盟約。在諸侯國內,諸侯為一國君主,掌握了立法權,而由卿大夫組成的議事會(徐鴻修先生稱之為“朝議制”,楊寬先生稱之為“鄉飲酒禮”)亦握有一定的立法權。


在氏族社會軍事民主制時期,公民大會是規則(或法律)的唯一制定者,但到了西周春秋,“國人”大會擁有的立法權已很小。《周禮·秋官·司寇》:“小司寇之職,掌外朝之政,以致萬民而詢焉:一曰詢國危,二曰詢國遷,三曰詢立君。”詢“萬民”實際上是詢“國人”。據徐鴻修先生的研究,春秋時期“國人”集會議事內容遠比《周禮》所言“三詢”要廣,權力也遠比“三詢”要大,包括廢立君主、更換執政、表決政事等。


第二,司法權具有多元性。即國王,貴族議事會和公民大會分別掌握一定的處罰權(司法權),周朝還保存了這一慣例。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記載:“左右皆曰可殺,勿聽;諸大夫皆曰可殺,勿聽;國人皆曰可殺,然后察之,見可殺焉,然后殺之。故曰國人殺之也。為此,然后可以為民父母。”日知先生認為“左右皆曰”“諸大夫皆曰”“國人皆曰”為不同會議之公式,與軍事民主制時期的貴族議事會和“國人”大會大體吻合。


三、周朝的諸侯國內部的法制是多元的

大致可以分三類:一是戎夷蠻狄部落或方國。西周中央政權對這類方國僅僅滿足于稱臣納貢而已,而于其政治經濟制度如何,則不管不問。


二是褒封的諸侯國。這些諸侯大都為古圣先王之后,商滅亡之前,與周人并無臣屬關系。這些方國在政治上要接受周天子的爵位冊封,經濟上要向周王朝定期納貢,軍事上要率兵跟隨周王征伐。但內政是獨立的,允許他們采用不同的政治制度。如周朝受封的杞國,是夏人之后,不采用周禮而,被周人視為用“夷禮”的夷人。


三是兼用多種法制的諸侯國。《左傳》定公四年記載,魯公受封所在的魯國和康叔受封所在的衛國皆“啟以商政,疆以周索”(沿用商朝的政事,而按照周朝的制度來劃定疆土),唐叔所在的晉國“啟以夏政,疆以戎索”(要沿用夏朝的政治執國,用戎人的制度來區劃土地)。也就是說,周朝對滅掉的夏人、殷人采取了寬大政策,仍然沿用原來夏朝的法制管理夏人,沿用原來商朝的法制管理殷人。


為什么夏商周三代法制多元并行、而非秦漢“法令由一統”?我認為,一是因為夏商周是在不同地區、大體相同時間各自跨入文明門檻的,因此,各自發展各自的制度。城堡或城垣的出現是人類歷史發展史上的一個進步。登封王城崗的城堡,不少人將其定為夏都,倘此說終成定論,它便是我國文明初始的第一座城池,屬于夏文化的重要遺址還有河南偃師二里頭、山西夏縣東下馮。而商、周時期的城址也在河南偃師、鄭州,湖北黃陂,江西清江,陜西岐山、長安等地被紛紛發現和清理。夏、商、周三代是在不同地區各自跨入文明門檻的。二是夏商周三朝沒有天下法令一統的統治能力。 夏、商、周三代是發達的奴隸社會,還是早熟的、但不發達的奴隸社會,學術界一直有爭論。我認同業師趙世超教授的看法:夏商周屬于不發達的家長制公社奴隸社會,國家形態屬于早期國家,沒有出現古代希臘羅馬出現過的游牧業與農業、農業與手工業、手工業與商業等三次社會大分工,氏族血緣紐帶未被商品經濟完全斬斷。按照恩格斯區分國家和氏族的兩個標準,中國古代長期沒有斬斷宗族、家族血緣關系的紐帶,沒有徹底實現“國家化”。不存在秦始皇時期廢分封、行郡縣,法令由一統的社會經濟條件。


放眼歐洲中世紀,當日耳曼人帶著原始社會的軍事民主制征服羅馬之后,也和中國夏、商、周三代一樣,法制相當地多元化。立法方面,至少是日耳曼法、教會法、羅馬法三者并行,而日耳曼法又因部落不同而相當地多元。司法方面,審判組織有民眾大會、郡法庭、百戶法庭、采邑法庭、王室法庭等。教會法內部也是多元的,有教皇教令、宗教會議決議等。歐洲國家法制的一元化,是到了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后才實現的,遠遠沒有中國秦漢“法令由一統”來得早。

責任編輯:梁成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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